證券時報網
吳永芳
2025-07-10 14:24
東盟地區人口超6億，GDP約3.8萬億美元。隨著工業化進程和數字化轉型加快，東盟近年來成為全球經濟增長較穩定的地區之一，能源需求持續上升。
日前，由東盟及各成員國能源政策負責人組成的代表團到訪中國，東盟能源中心執行主任拉齊布·達伍德（Dato' lr.Ts. Razib Dawoot）是代表團的主要負責人之一。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，達伍德表示，東盟國家在能源轉型進程中面臨多重挑戰，一方面，各成員國在資源稟賦、經濟發展水平及能源結構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，區域內政策協調與標準統一難度較大；另一方面，資金短缺與技術儲備不足等問題，也對能源轉型形成制約。
“中國在數十年前啟動能源轉型時面臨的挑戰，與當前東盟地區類似。如今，中國已是全球清潔能源制造的主導國家，擁有強大的能源工業供應鏈，具備領先的技術能力和能源轉型戰略。”達伍德表示，東盟國家要學習中國經驗，加速能源脫碳進程。
達伍德。資料圖
東盟能源減碳面臨融資瓶頸
《21世紀》：許多東盟國家已提出碳中和目標，這些國家戰略如何吸引中國新能源企業的投資？東盟能源中心又如何推動成員國間的政策協調，以加速清潔能源轉型？
達伍德：我們必須確保十個成員國的國家戰略目標，與東盟區域戰略目標相契合。幾乎所有東盟成員國都已宣布雄心勃勃的碳中和或凈零排放目標，實現時間在2050年至2065年之間。
當下，能源領域存在三大核心議題。一是能源安全，作為經濟運行的“生命線”，任何供應中斷都將對東盟經濟增長構成實質性威脅。二是能源轉型，東盟大部分成員國已明確2050—2065年凈零排放目標。三是經濟發展動能，東盟作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，GDP達3.8萬億美元，目標是到2030年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。
因此，如何在提振6.7億人口經濟福祉的同時守護生態環境，成為區域政策制定的核心命題。在此進程中，東盟能源中心通過三重角色推動目標落地：作為區域能源合作的核心樞紐，我們搭建成員國協作平臺；作為知識與數據中樞，持續輸出行業研究成果；作為政策智庫，為各國低碳轉型提供決策支持。一直以來，我們很榮幸可以和世界銀行、亞洲開發銀行、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（UNIDO）、能源基金會等致力于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合作伙伴攜手前行，各取所長，共同探索更可持續的發展之路。
《21世紀》：全球能源產業鏈正在加速區域化布局，當前東盟能源轉型存在哪些問題？
達伍德：能源是經濟的命脈，是經濟的“氧氣”。東盟立志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，需要大量能源驅動經濟發展，因此能源安全至關重要。任何影響能源供應連續性、可持續性和不間斷性的事件，都會對東盟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。
首先面臨的是融資瓶頸。我們設定了雄心勃勃的減碳目標，但實現這些目標需要資金支持。例如，推進清潔可再生能源產業鏈建設，需要新技術并對現有基礎設施（如電網）進行現代化改造，以整合新能源資源，背后是巨額的初始投資。據我們預測，到2050年，僅電力部門每年就需要約1900億美元的投資經費。
中國在數十年前啟動能源轉型時，面臨的挑戰與當前東盟地區類似。如今，中國已是全球清潔能源制造的主導國家，擁有強大的能源工業供應鏈。中國有潛力通過可再生能源引領并增強本區域的能源安全，尤其在低碳高效能源與新技術整合方面。東盟正在加強跨境貿易與可再生能源項目融資，許多成員國也在探索可再生能源證書、碳信用等機制。
需要以儲能穩定能源供應
《21世紀》：東盟成員國在光伏、風能等可再生能源資源稟賦上存在顯著差異，如何推動國際合作，協調跨境電力機制，解決能源短缺和供應不穩定問題？
達伍德：東盟電網互聯（ASEAN PGI）與能源安全、能源公平以及應對溫室氣體排放和凈零目標的宗旨相一致，是一個宏大的計劃，到2050年投資額可能高達7000億美元。
多年前我們討論能源轉型時，就將這類技術視為“賦能工具”，一方面解決可再生能源的間歇性和波動性問題，另一方面解決能源供應與需求的碎片化問題。
舉例來說，老撾擁有高達2萬兆瓦的水電潛力，但其人口僅700萬，而雅加達、曼谷等城市存在較大的能源需求，電網互聯能幫助將能源從資源豐富的國家輸送到這些需求中心。ASEAN PGI也是能源轉型和東盟十國電網整合的賦能工具，它還能帶來就業和社會效益，也能為一些仍未通電的偏遠地區供電。
從項目進度來看，我們已確定18個潛在互聯項目，并規劃到2040年開發約1800萬千瓦的輸電能力，以實現高度整合的電網和可再生能源整合。這些都是需要實現的實際項目，我們還需解決項目的可行性和可融資性問題。我們深知項目融資所需的資金規模，因此必須確保政策連貫，保障投資者回報。
《21世紀》：除電動汽車外，儲能、光伏、氫能等細分領域哪些最具增長潛力？東盟國家未來可能提供哪些政策支持？
達伍德：東盟地域廣闊，從新加坡到菲律賓、文萊、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等國，地理跨度大。如果結合風能、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資源，我認為下一個最佳技術是儲能。東盟需要強大的儲能技術來存儲這些“間歇性可再生能源”。通過儲能技術，我們能夠提供穩定的能源供應，替代煤炭、天然氣等傳統碳氫化合物能源。
綠氫目前前景廣闊，但成本可能仍然較高。氫能有多種類型（藍氫、綠氫甚至粉氫），我們不排除其未來潛力，但眼下最緊迫的是儲能。不僅是化學儲能，我們也在探索其他替代方案，如抽水蓄能，這些技術能幫助穩定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，確保我們不僅提供清潔能源，還能為家庭、工業和商業領域提供可靠穩定的能源供應。
堅持東盟開放經濟體定位
《21世紀》：在歐美強化綠色貿易壁壘的背景下，東盟如何看待中國企業“走出去”？
達伍德：我們充分理解當前國際面臨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形勢，但我們始終堅持東盟國家作為開放經濟體的定位。我們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，并致力于維持這一成員身份。
在歐美強化綠色貿易壁壘的背景下，部分東盟國家也已啟動或計劃推出類似的碳稅和本地化要求。盡管存在外部挑戰，東盟成員國仍有許多創新政策鼓勵外國直接投資，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投資。
例如，菲律賓推出了“有競爭力的可再生能源區（Competitive Renewable Energy Zone，簡稱CREZ）”，外國企業可在菲投資可再生能源項目并享受低稅率。馬來西亞也出臺了多種激勵措施和扶持性監管框架，支持低碳項目部署，如綠色投資稅收抵免和綠色所得稅豁免。
《21世紀》：在你看來，哪種合作模式最有利于中國企業出海并推動東盟能源產業鏈升級？
達伍德：合資企業是加強中國—東盟新能源產業合作的最佳模式，這種模式能夠整合各方資源與專業知識，建立平等伙伴關系，同時優化產能，實現互利共贏。它為中國企業提供了獲取本地知識與網絡的渠道，也為東盟帶來了新技術。此外，合資企業通常基于項目，為產業鏈擴張提供了良好的切入點。
我們需要新技術，但必須確保這些技術在東盟國家的部署安全可靠。中國作為全球技術輸出大國，已符合歐洲標準和ISO等國際標準，在歐洲等市場證明了技術的適用性與合規性。更多的是需要通過對話提升認知，我們應共同探索如何讓東盟成員國了解中國技術的標準、合規性及全球安全部署案例。
《21世紀》：東盟未來應如何推動能源轉型？
達伍德：中國在約三十年前開啟了能源轉型、綠色增長的規劃與政策制定進程，如今已取得諸多里程碑成就。對我們而言，重要的是學習中國經驗。中國正通過政策與周邊國家共創繁榮，東盟是中國的直接鄰國，我們擁有共同的目標與愿景，中國可向東盟成員國輸出技術。
東盟需要加速脫碳進程，從2025年到2060年時間緊迫，我們已明確資金缺口、融資挑戰，以及政策協調、標準統一、信號一致性等問題，而這些都是吸引外部投資的關鍵。總之，我們未來的方向是攜手共進，通過合作解決能源安全、能源轉型問題，實現就業增長、經濟發展，為子孫后代創造一個經濟繁榮、環境清潔的世界。
